顺阳李氏源流<译文>



顺阳李氏源流<译文> 

我们这一支李氏始祖,是太常公李斌。明朝初年,从邓州长乐林(今邓州市孟楼镇长乐岭)迁移到内乡县顺阳川(淹没前属淅川县李官桥镇),是一世祖。

考证二世祖李敏(世称李大人)的墓志铭,时任南阳太守段坚写道:李公,讳敏,字好学,是南阳邓州顺阳人。他的先祖在宋朝时居住在邓州长乐林,人口有一百多,生活在一起,同灶做饭的有五七家,家族在此繁衍生息,人丁兴旺。他们家族中有叫李仁卿和李义卿的,都是显达的官员。后来,遭遇了战乱,世系不清楚了。只知道他的祖上叫李成,赶上元末为避战乱祸害,搬迁到内乡县的顺阳川四平乡,住在堡南(也称南川),家就安在这里了。据考证,李敏的父亲李斌,在明朝初年凭借着人才出众被封太常寺理事,负责处理太常寺事务。他的母亲杨氏一共生了五个儿子,分别叫李恭、李宽、李信、李敏、李惠,李敏就是先生。后又听说,按照李氏自宋朝居住邓州以来,世世代代把忠诚厚道铭记于心,以诗书礼义立家,积德行善,代代有名人。譬如太史文达公李贤,湖广左参议李孟芳,监察御史李让,他们都是李敏的族兄弟。又考证比部公李荫撰写的安庆公李贵小传,说:“我的曾祖父安庆公,名叫李贵,号为菊潭,是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考中的举人,我们顺阳李家科考中举,也就是从安庆公开始的”等等。安庆公多次考中乙榜都没有赴京城参加进士科考,最后以举人身份做了安庆府同知(即知府的副职),当时还认为是文达公李贤推举引荐的呢?然而,天顺年间朝廷选拔官员的制度是非常严苛的。顺阳川李官桥李氏和邓州长乐林李氏,用高祖墓志铭(李敏)考证,是同宗。子孙后代至今还相互认识,不断往来,只是相距百里之远而不能经常见面诉说同宗之情罢了。又考证邓州长乐林祖坟墓志铭,说:“我们李家在宋光宗时,有兄弟四十八人,总计三百余口,同灶煮饭没分家,被朝廷表彰为尚义之家。到了元朝末年,时局大乱,族人遭遇战乱无法生存,于是,背井离乡逃向四方,各自躲避战乱以保全性命”等等。李家的族人四处远迁他乡而没有音讯,唯一可以考证的是上世祖李成,成有两个儿子,仁卿和义卿。而仁卿后人避散他乡,大都无法考证。李义卿的儿子叫宽甫,宽甫的儿子叫李威,很有才能。洪武年间,朝廷有关部门选拔他到福建莆田出任掌管缉捕、监狱的属官(即典史,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长)。不久又升迁到云南省江州出任县丞(主管文化和治安的县令副职),后来辞官回乡,看守祖坟。李威生了三个儿子:长子李善,次子李良,三子李升。善、良、升一共生了八个儿子,按长幼次序,分别是:老大李孟芳,任湖广布政使司右参议;老二,李仲芳,老三就是文达公李贤,老四是李季芳,老五是李谦,是位举人,老六老七分别是李兴李隆;老八叫李让,是个举人,曾任南京、贵州道台、监察御史等官职。

这三条墓表和传记,现在看来,它们记录着家族的源流,邓州和顺阳祖坟表传大致相同,碑文上记载的人员姓名, 也与顺阳墓碑的记载的人名完全相同,的确不可能是捏造的事实。只是这些文献材料中记载的情况不是完全吻合,这都是时世混乱而造成的,无法考证,且有揣摩之嫌。况且邓州的族人把李成视为上一代世祖,墓志铭清楚记载居住在长乐林,并且在墓碑上还记录着先祖的告诚之语和帝王的诏令。而顺阳川祖坟都有具体的位置,却并没有李成的坟墓。自李贵之后五代人中九人中科举,且有显官达贵,不可能不去寻找祖上的坟墓。唉,安庆公当时提供材料请人撰写家史时的隐瞒,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顺阳去邓州长乐林只不过百里,时隔也只有几十年,叙辈分世系,才离开邓州仅两辈人,哪有不知道祖宗根源的道理?李敏既然与李贤等人是族兄弟,其子李贵又受到了李贤的推荐,当时如果没有考证家世,叙说辈分排行,他凭什么与李贤等人称为族兄弟?并且,李敏的儿子李贵又得到李贤的大力引荐呢?既然说他的祖上李成,为避战乱祸害,逃散到内乡的顺阳川,搬迁居住在堡南,家就安在这里了。考证校对历史资料,元季之乱时,邓州与襄阳接壤,那时襄阳还是高宗的南部疆土,到处打仗,朝不保夕,情况十分危急,那是多么惨烈的景象啊!李成父子兄弟们暂时躲避战争灾难,是很有可能的。况且墓志铭说,李成的儿子是仁卿义卿,而且顺阳东坟(李敏墓)的墓志铭也写到仁卿义卿都是位高显达的官员,遭遇战乱,世系不清楚了。顺阳川始祖李斌的墓志铭并没有明确注明李成生李斌,而只是写到先考叫李斌的人,明朝建国初期凭借人才出众封官加爵等等。而世系祖谱与两块墓碑的墓志铭同时说到,李成生李斌(成是斌的长辈之意,也有意埋下李斌是李成后人的线索),还是比较确切的。后代人揣摩世系不详的话,首先建立在仁卿义卿的名分的隐藏意图,怀疑李斌一定是李仁卿的曾孙(四世孙),其子李敏与文达公李贤及兄弟们是同高祖的兄弟故意不明确向他人说明。而当年安庆公与文达公不亲近不疏远的意图己经显而一见了,这说明了什么呢?我曾经阅读过李卓吾的藏书,其中有明朝贤臣的传记,李贤位列第一,是邓州人。天顺(1457一1464年)年间,宣宗皇帝对文达公李贤非常宠信,众奸臣嫉恨在心。明英宗时,石亨、曹吉祥图谋叛乱中李贤受到诽谤,并遭陷害打入监狱,因此株连到安庆公李贵,说李贵和李贤一家人,李贤推荐李贵有私心,李贤最终通过裁定公断脱离困境。所以,李贵也早早辞官回乡了。而这时邓州李氏族人逐渐分散成九里十三户,且族人之间也不敢相认同宗同族,为留下后代不受株连而防患未然,文达公小心翼翼,深谋远虑。唉!身居高位的艰险真的让人害怕呀!安庆公李贵虽然亲属关系远也深受其害!当年文达公安庆公流着眼泪不敢相认,可以说是非常明智之举啊!顺阳川墓志铭把李成视为世系的始祖,又不说仁卿义卿而把李成视为家族的统系者,不违背本源,也没有建祠堂,也不便修家谱(怕家族受牵连)。想一想安庆公李贵既然中举,且官至同知,又早早辞官,子孙后代繁衍众多,为什么不修家谱,使邓州的族人与顺阳族人互不认识,而遗留给子孙后代揣摩不清楚的说辞?唉!安庆公李贵不忍心说明其中的难言之隐,也不想让后代知道这些隐情苦衷。他不明说家族宗派已经五六十年了,到隆庆壬申(公元1572年)太史公第一次修谱时,,一些老人去世了,墓志铭也无法考证,邓州和顺阳川的族人们也就互相不认识了。

顺阳川李氏六世祖太史公李蓘,眼见族人们大都陌生的像路人,也很担忧,担忧时间长了族人们亲情关系疏远,家族世系难以考证,体谅安庆公李贵的难言之隐,通过揣摩推理,直接在家谱中说:李家的先祖,在元初时,家族很是兴旺,散居于邓州、内乡、新野、淅川等地。其中文字资料与墓志铭有相当大的出入,况且“宋人”二字有混淆,无法考证。而二世祖李敏的墓志铭说,先世在宋朝时居住在邓州长乐林,不曾说“宋人”,谁不是从宋朝过渡过来的,想隐居此地以宋朝的疆域而区别金元。就是我们的家谱、世系也是以李成为始祖的原因,让邓州与内乡顺阳两地李氏后人相互联系,相互照应,只在于这一点,李成不忍心并害怕族人们忘记本源啊!

曾经听过家人传言,我祖父太史公李蓘和叔祖父李荫常常在祭拜长乐林祖坟时,都是匆匆返回,而不与邓州族人见面叙旧,那是躲避宗亲,不忍心将隐情说明白。即使祠堂里的家谱,认为李成生李斌(是错误的),李斌生李敏,李敏生李贵。为什么太常公李斌的墓志铭中隐瞒刻写世系的内容,和封君公李宗木的墓碑隐瞒刻写的世系内容都在李成的名字下边都空了三寸多?我怀疑是给李仁卿下和李斌以上各位先祖留下的地方,下方刻写李斌生李敏,李敏生李贵,一一往下传。那么,安庆公李贵的难言之隐到了六世祖李蓘已经显露出一些端倪,却也不很明显地说清楚,为什么呢?太史公李蓘在朝时向来与严嵩不和,年仅四十就早早辞官归乡,害怕仕途艰险,官途狭窄而狡诈,又怕严嵩奸党后朝有人,对其后代仕途不利,所以,不敢明明白白的列出与邓州为同一家族,从而加重不孝之罪。

在六世祖李蓘编修的顺阳李氏家谱中,完全不提李成先祖,只说吾族自太常公而下,已九代人了,子孙后代日益增多,且大都务农而没有钜大财产,又不会做工经商、从事技术手艺。又大都住在乡野村庄,老实淳朴,厚道正直,性情愚钝。又说,先祖已去世很久,没有必要再去大动干戈查找其行踪。又说,若让我编修出如欧阳修、苏轼那样高水平的家谱,我李蓘实在是办不到。大都明确说以太常公李斌以下,不曾提到李成,说的又与宗派图不一致,但是,依据上下文的立意和用语,隐含着推脱与邓州李氏的关系,好像有不愿涉及宋代以后那一段历史的意图,又觉得隐含的真相已较清楚。万历甲申(公元1584年),六世次孙比部公李荫,又续修家谱时,叙述的图例,仍按原来的次序格式,也是一世李成,二世李斌,三世李敏,四世李贵,都附录刻写了墓志铭、小传,祖上源自邓州。其中隐含的意图大体和太史公相同。到了万历壬辰(公元1592年)年间大祭祀的时候,在墓志铭中说道:“我的高祖父,名叫李斌,民国初年,以人才冠带理太常寺事”……也不说先祖李成。到了七世孙南台御史李云鹄的时候,再次续修家谱,体会到先祖的难言之隐,现在过去很久了,人都不在世了,就不妨明确地述说清楚。所以,他修家谱,排列世系派次首创性地列一世祖李斌,二世祖李敏,三世祖李贵。可惜啊!第三次续修的家谱,遭遇战火损毁没有保存下来,外人中又没人知道。第八代世孙李之健,所幸当年才二十二岁,当时的三个谱系收藏到今天的,仅仅保存了两个谱系,其中的宗族派系的记录,错综复杂,不完全一致。现在后代的疑问无法考证,而南台御史公李云鹄的宗派谱系,虽然没有了那些详细的记载,但宗派图例仍在记忆之中,那些人物小传也可以作为参考依据。之健我年轻时遭遇时局动乱,来不及留意当时的家族情况,仅仅揣摩邓州、顺阳两地的墓志铭,大致情况也已经很明白了。我们先祖三百年不明说的难言之隐和缘由己经清楚,后世子孙也知道我们与邓州李氏为同系本源。石刻虽然保存下来了,今天时代已变,与邓州族人述说我们顺阳李氏的本源,两地相互往来,仍然是当年的同宗同派。从今往后邓州、内乡和各地同宗李氏子孙,都把李成视为我们的上世祖先,祖坟居长乐林,各枝各派是由此迁出去的,永远不要有疑议。

孟子说:“我难道是喜好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这样做了我无愧于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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