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为何非要干预民间纂修家谱？

清政府对私人纂修家谱进行直接干预，主要集中在乾隆年间，大约形成两次高潮。

首次浪潮，涌动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江西，江西巡抚辅德犹如一位敏锐的洞察者，洞悉了省内家族间那股不合时宜的暗流——合族建祠之风盛行，同姓异族间竟妄图以血脉相连之名，共筑祠堂，实则图谋不轨，敛财为实，祠产纷争如同野火燎原，愈演愈烈。更甚者，家谱编纂之时，各家族竞相攀附古圣先贤，如姓周的祖先必是后稷等，人人自诩华胄之后，字里行间，僭越之辞频现。辅德见此，忧心忡忡，遂上疏天子，恳请圣裁，以正风气。乾隆帝闻奏，洞若观火，知此非江西一隅之疾，乃天下共病，遂诏令天下督抚，严加稽查，明令禁止合族建祠于省垣府治，一时之间，风声鹤唳。

辅德得令，如虎添翼，于江西境内雷厉风行，逐族审查，调验谱书，果然发现，荒诞不经者比比皆是：有的始祖上推三皇五帝，甚至远涉盘古地皇，最荒唐的是一些只见于野史、小说话本中的人物，如雷震子之类，也被奉为始祖，荒谬至极。辅德铁腕之下，此等谬妄尽皆删削，版牒俱毁。新修家谱，必须经官府审查无误，盖印后方可分发。清初原本出于巩固皇权、维系宗族和谐之考量，鼓励修谱，以期通过弘扬伦理，凝聚人心，然世事难料，最后出现的某些负面后果竟到了不得不采用政治力量进行干预的地步。这一次谱禁，除江西辅德是主动而为之外，其他各地官员大多为被动而为。

时隔数年，乾隆中期，第二次谱禁风暴再起，此番却是地方官员主动请缨，其背后，乃是《四库全书》编纂与“文字狱”高压下的自我救赎。此次谱禁特点是重点查找、删改家谱中的僭越、违碍字句。乾隆四十三年（1778），四库全书拟定的查办违禁书籍条款九则正式颁布，将查缴禁书的时限由晚明提前到宋元，并多次大兴文字狱。地方官员，为求自保，纷纷投身此役，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皇上厘定文体”行动，家谱亦未能幸免。据当时的相关谱序记载，家谱之中，但有一字一句僭越不当，皆难逃删改之命，最后还得由地方官审定，方可付梓。其间，因家谱用词不当或体例失范而被举报之例，不胜枚举，一时之间，家谱编纂，谨小慎微，风气为之一变。

总结：谱禁政策看似严格，但也非百害无一利。编纂族谱本就应以实事求是、客观真实为核心。但是在实际的族谱发展过程中，却逐渐出现攀附等陋习。乾隆朝的谱禁政策使民间谱牒存在的这些问题有所修正，对提高谱牒质量有一定的意义。该政策的实行影响了族谱编修体例，一定程度上对民间修谱起到了规范作用。比如，在追溯祖先时，各地宗族不能再妄自援引，多以五世祖或始迁祖作为家族祖先的上限。